辑录汇编:文话理论品格的一种生成路径******
作者:侯体健(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教授)
辑录汇编是一种述而不作的著述方式,在我国传统典籍的成书过程中颇为常见。“作不如述,虽圣人犹择所从事,可以下学而昧诸?”(童槐《睿吾楼文话叙》)这样一种重视辑述的著书观念在古代中国可谓根深蒂固。就历代文话的体例形态而言,辑录汇编式文话也是重要的类型之一。在文话诞生之初的宋代,辑录汇编式文话即已呈现出多样的种类,杂抄型与类编型两大类相继出现,杨囦道《云庄四六余话》、张镃《仕学规范·作文》、王正德《余师录》均属杂抄之作,而晚宋王应麟《辞学指南》则是类编之作,往往能够抓住词科作文之关键,并以之为纲目,将搜集的观点与言论按类编排,颇见纲举目张的效果。这种带有较强类编色彩的文话,在后世不断发展,编者常能将自己的文学观念融入其中,表现出独特的文论主张,于明代逐渐成熟,出现了朱荃宰《文通》和高琦《文章一贯》等体例纯熟的辑录汇编之作。至清代更是嬗变衍生出融冶他书而能自铸新意的汇编集成性文话,如王之绩《铁立文起》、刘青芝《续锦机》、孙梅《四六丛话》、叶元垲《睿吾楼文话》等等,均属此类。至于民国王葆心所著《古文辞通义》规模宏阔、搜讨博赡,实乃辑录汇编式文话的重要代表。该书虽立足于辑录,但“广加荟萃,出以清豁”(《古文辞通义例目》),“购众材加以规矩绳墨,而后以覃思研精出之”(王葆心《复饶竹生学部书》),尤能“以旧说证己意,以己意衷旧说”(《古文辞通义例目》),堪称我国古代文章学著作中的杰构,获得了王先谦、林纾、马其昶、陈衍、姚永朴等著名学者的交口称赞。
然自近代学术开启以来,辑录之作常因缺乏原创性而为人所轻视,被认为多有蹈袭稗贩、陈陈相因之弊。即使是《古文辞通义》这样规矩粲然的鸿篇巨制,也不免为人误解。黄侃在读到王葆心之作后,竟以书掷地,批评说“何物《古文辞通义》,抄书匠而已”(《纗华隽永录》)。黄氏不以为然的态度,显示出对该书的轻蔑,尤其是对抄掇辑录这一著述方式的鄙夷。这或可算辑录汇编之作的“原罪”,无须多辩。但纵观历代文话辑录之作所呈现出的丰富样态和潜藏的学术理路,无疑构建了自足自洽的知识秩序,在剪辑编排之中,思想自然渗透其里,其意义和价值不可轻率否定。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辑录汇编是我国传统文学批评理论品格的独特生成路径之一,彰显了一种本土文化性格。这里且以我们新近编纂的《稀见清人文话二十种》(王水照、侯体健编,复旦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所收辑录汇编式文话略作申说。
《稀见清人文话二十种》收录六部清人辑录汇编式文话,虽同是辑录,但它们各有学术追求,并非简单的抄撮资料而已。其中姚椿《论文别录》所辑最杂,它将自魏晋讫于明清的文话、目录、史书、评点、凡例、序说等各类批评形式并置一处,展现出各家多样的批评方法和观念,作者的编撰旨趣显然是开放的,能够兼容各派主张。丁晏《文彀》多采单篇文章,尤其集中于论文书牍,而以唐宋诸家为最,此乃基于他“阐明圣言,维持名教”(《文彀》自序)的认识,以服务于“文以载道”的理念,立场非常鲜明。范濂《四六谈荟》摭拾宋元明清诗话、笔记、文话、别集、方志等涉及四六名言警句、写作理论及逸闻轶事的相关内容,最喜摘录宋人骈文观点,反映出宋四六理论对清代骈文及骈文理论发展的影响。许钟岳《古文义法钞》以辑录明清古文家之论述为主,其持论明显受到桐城派影响,但常于各家论述之后下按语,阐述自己看法,又多有超越桐城之处,是一部辑中有作的文话。《十家论文》杂取潘昂霄、黄宗羲等十人综论古文风格、文章史和古文要法的言论而成,尤重桐城一脉,编者可能即是晚清桐城后学。最值得关注的,则是吴荫培的《文略》。
《文略》始撰于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初名《文征》五卷,以备用于家塾,后增改为《文略》五卷首三卷。时清廷已废科举,故所撰并不为举业服务,而是用作学堂教育的教材。因有感于日本小林氏对中国文学之推崇,更负“镕铸古今,勉求国粹”(《文略》自序)之责任,故而全书展现出作者在欧风美雨的时代思潮中对汉民族文学的独特思考。该书出入经史,杂取百家,分门别类,“爰以原学、养蒙、立志、力行、识字、读书各条冠之编首,复取姚姬传氏之所谓格律、声色、神理、气味,而先之以典章、意义”(《文略》自序),颇有特色。正文五卷以桐城派格律声色、神理气味为纲,尤重于格律之解说。该书虽是辑录之作,但无论类目设置,还是所辑所选,均自具只眼,独运匠心。如果放入长时段的历史图景中观察,可见《文略》已带有传统文话向近代文学教育教材转型的色彩。它一方面将临文准备、文法要义、文章风格相涵摄,一方面又将诸家论说与例文例句相糅合,可谓既有批评史眼光,又涉范畴论阐释,还兼作品选分析,集史、论、选于一体,显示出传统文章学著述在清末民初学堂教育风习下形成的新面貌。
这些辑录汇编式文话都是在一定的文章学观念指导下编排前人言论的,我们应将其视为特殊的文论选本,以选本批评的眼光谛审之,那么就可能透视出潜藏在剪裁去取、体例结构背后的文章学思想,以及它们与时代学术之互动关系。实际上,这样一种带有文论选本意识的辑录式文话也颇为常见。前举丁晏《文彀》是其一,民国胡鄂公的《五十家论文书牍》也算典型,该书整篇地汇纂唐韩愈而下至于清代张裕钊的五十位作家的论文书牍七十余篇,俨然选本面目,显示出辑录汇编式文话与此后历代文论选的一脉渊源。至于多部辑录汇编式文话与桐城派的关系,就更颇堪留意了。
桐城派是清代最大的文章流派,影响所及,无远弗届。姚椿亲承姚鼐謦欬,是晚期桐城派的重要成员,对桐城文章可谓终身服膺,但《论文别录》所辑清代文论十二家,可算作桐城派者寥寥,反倒是对桐城文法多有质疑的恽敬、袁枚诸家入选其中,此即说明姚氏论文并不为一家一派所囿,表现出桐城后学在作文取法上的多元化。《文略》作者吴荫培和《古文义法钞》作者许钟岳,都是安徽歙县人,歙县与桐城距离不远,两人想必因地缘之近多受桐城文风浸润。《文略》一书骨骼全依姚鼐的格律、声色、神理、气味而设,内容也以征引桐城诸家文论为多,各个类目之中均不忘致敬方苞、刘大櫆、姚鼐等桐城派代表人物;但《文略》明显也兼取多家之说,并蓄各派观点,如前文所论,其所列“格律”诸目释义全袭包世臣,而包氏持论多有与桐城异趣者。吴荫培也指出:“桐城虽云《史》、《汉》、昌黎,实则远宗欧、曾,近法震川。”(《文略》卷首下“评文下”注)对桐城派的自我标榜有所保留。许氏《古文义法钞》书名就高举桐城“义法”大纛,但他不满于“株守宗派,拟议铢寸”(《古文义法钞》自序)的桐城末流,希望能够取法近代大家,以溯源韩柳,通于为文之法。选录诸家以桐城一脉为主,并且认为袁枚论文“与桐城格律亦合”(《古文义法钞》“古文十三弊”条按语),试图统摄弥合桐城派之外的各家有益之论。
此外,《文略》和《古文义法钞》两书还都表现出西风东渐时局下强烈的文学危机感。《文略》开篇大段征引日本小林氏演讲文字,强调“以中国文学论,诚可谓举世无双”,提醒应警惕青年“醉心欧美”,希望能够“重整保存国粹之旗鼓”,改变“近日学者无不规仿欧西”的局面。《古文义法钞》汪宗沂序说“古文词虽中国旧学,而断为启新者所不能废”,鲍鹗跋也说“言语文字为一国之人精神命脉之所寄”,都是以悲壮而痛惜的口吻来强调古文词在剧变时期的重要性,认为许钟岳此书有助于“通夫世运之变”。在欧风美雨的侵袭之中,传统文化的守成者们,采用这种述而不作的本土化撰著方式,回应了时代的诡谲,似借以对抗大变局下中国文章学不绝若线的颓势命运。由此可见,辑录汇编确然蕴藏了独有的知识秩序和思想秩序,与时代学术发生了内在的呼应,并非无意义的重复和转录,而是一种表达主张的著述方式,也是本土化的理论生成路径。
综上所述,回到辑录汇编式文话的历史语境之中,或许我们就能真正理解这类文话的本土性格所具有的特别的理论意义。
《光明日报》( 2022年12月26日 13版)
从中央连提42次“力”看中国经济明年如何发力?******
中新网12月18日电 (中新财经记者谢艺观)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定调2023年经济工作,提出“努力实现明年经济发展主要预期目标”“不断增强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和活力”……
努力、有力、着力、加力、大力、合力、勠力、潜力、动力……记者注意到“力”字在会议通稿中被频频提及,全文一共出现42次。其中,会议通稿中的7个“着力”、3个“更大力度”、2个“大力”、2个“努力”,分别有何深意?记者采访权威专家进行了解读。
7个“着力”环环相扣
通稿中“着力”一词共出现7次: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着力补强产业链薄弱环节;着力保健康、防重症;着力扩大国内需求;着力稳增长稳就业稳物价;着力发展实体经济;着力消除制约居民消费的不利因素。
值得注意的是,在强调“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和“着力保健康、防重症”时,都提到了“更好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在中国社科院宏观经济智库研究室主任冯煦明看来,随着疫情进入新阶段,中央会将更多精力放在发展经济上来,加快促进经济恢复,推动高质量发展。
如何形成高质量发展合力,扩大国内需求、消除制约居民消费的不利因素、补强产业链薄弱环节、稳增长稳就业稳物价等正是“着力点”。
在这些“着力点”中,颇受关注的是扩大国内需求。
“在明年经济五个方面的重点工作中,扩大内需被放在了首要位置。扩大内需上,恢复和扩大消费被摆在优先位置。”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资本市场研究院联席院长赵锡军向中新网“中国新观察”栏目表示。
在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彬看来,“消费是经济的压舱石,对于经济增长发挥着基础性作用。今年以来,消费主要受到三个方面的约束:疫情反复限制消费场景、失业率上升限制消费能力、信心不足限制消费意愿。”
那该如何恢复和扩大消费?专家认为,要消除制约居民消费的不利因素,这正是另一“着力点”。
赵锡军认为,一是要稳就业,让消费主体有收入。其次要提升消费预期,让居民去消费而不是储蓄。还可通过发放消费券或补贴等,提升居民的消费能力。另外,也要创造一个好的消费环境。
此外,此前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有“六稳”“六保”的提法,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法有所改变,变成“三稳”,即稳增长稳就业稳物价,其中稳增长被放在首位。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认为,稳增长应当成为当前以及明年主要的任务。从短期应急而言,如果经济稳不住,各方面的风险都会衍生出来。从长期来看,发展是第一要务,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经济方面的挑战作为最主要的挑战。
“随着疫情形势逐渐改善,明年的政策目标预计更加聚焦于发展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中泰证券分析师周岳指出。
实体经济是我国经济发展、在国际经济竞争中赢得主动的根基,国家一直高度重视实体经济。此次会议也强调,“要着力发展实体经济”。发展实体经济,其中一个关键点就是,“着力补强产业链薄弱环节”。
赵锡军表示,“我国正在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想要国内大循环运转顺畅,除了要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产业链供应链也要保持通畅。”
“但目前国内产业链在某些环节还不稳定,一些关键核心技术存在‘卡脖子’的问题。另外,在一些新兴产业上还没有形成完整的产业链,因此,需要创新突破。”赵锡军称。
3个“更大力度”的开放
7个“着力”之外,通稿中还出现3个“更大力度”: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资;更大力度推动外贸稳规模、优结构,更大力度促进外资稳存量、扩增量,培育国际经贸合作新增长点。可以发现,“更大力度”的相关表述均出现在对外开放领域。
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经济政策委员会副主任徐洪才向中新网“中国新观察”栏目表示,疫情等因素影响下,今年外商投资表现较为疲弱,关键在于市场信心还没有完全恢复,只有更大力度开放,外资才愿意进来,因此,我们释放了扩大开放的政策信号。
“外商和外资的工作当前尤为重要,我国经济进一步向前发展,需要多方面的推动力量,外商和外资就是非常重要的一股力量。”赵锡军表示,“同时,进一步加强国内、国际经济的联系和往来,对于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国内经济的循环顺畅都有积极意义。”
“国际市场也是我们很重要的商品市场。无论是从供应链产业链稳定的角度,还是从市场开拓的角度,都有必要进一步拓展外商外资领域的工作。”赵锡军称。
2个“大力”各含深意
通稿中在“大力”这个词上有两方面的描述,“大力提振市场信心”和“要大力发展数字经济”。
——大力提振市场信心
记者注意到,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提“三重压力”:当前我国经济恢复的基础尚不牢固,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仍然较大,外部环境动荡不安,给我国经济带来的影响加深。
对此,温彬指出,今年以来,市场预期有所恶化,居民消费信心指数下降,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预期降至2020年初以来的最低水平,扩产投资的意愿并不强烈。
“在落实好中央一系列政策的基础上,如果社会心理预期和发展信心能够有效提振,那么中国经济有望更快走出疫情、实现超预期修复。”中信证券认为。
——大力发展数字经济
在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方面,会议指出,“要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提升常态化监管水平,支持平台企业在引领发展、创造就业、国际竞争中大显身手。”
长城证券分析师侯宾认为,数字经济的布局和建设,能够带动产业链上下游环节需求稳步向上。
“在数字经济、平台经济监管方面,常态化监管将取代重点集中专项监管。未来监管将以明确的政策红线,来规范数字经济、平台经济的发展,让监管有法可依,让数字企业、平台企业了解政策红线,以合理、合法的方式发展壮大。”浙江大学国际联合商学院数字经济与金融创新研究中心联席主任盘和林表示。
“会议提出‘在国际竞争中大显身手’无疑会加速平台企业出海,现在平台企业最大的问题就是国际化不够。”上海社科院绿色数字化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易称,平台企业深化全球化布局已经提上日程。
2个“努力”明确目标
通稿中提到两次“努力”的地方分别是:努力实现明年经济发展主要预期目标,以新气象新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努力完成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
中国社科院宏观经济智库研究室主任冯煦明表示,2023年我国经济有望呈现加快恢复态势,经济增速将逐步向潜在增长率水平回归。在基数效应和二十大政策红利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预计全年有望实现5%以上的经济增速。
对于中国经济未来走势,会议也指出,我国经济韧性强、潜力大、活力足,各项政策效果持续显现,明年经济运行有望总体回升。要坚定做好经济工作的信心。
冯煦明表示,会议多次强调提振信心,就是在做预期引导,向全社会传递明确的信号:随着疫情进入新阶段,中央会将更多精力放在发展经济上来,加快促进经济恢复,推动高质量发展。
在招商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张静静看来,5%不会是这一轮经济复苏的终点,从一般的短周期规律来看,可以期待复苏进程跨越明年、延续到后年。(谢艺观)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